60年前,人类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古巴导弹危机在这一年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莽撞粗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年轻气盛的约翰·菲茨格拉德·肯尼迪都告诫他们的国民,一场全面的核对抗将有可能爆发。

此时距离人类社会步入20世纪已经过去62年。62年前,欧洲人怀着乐观的情绪欢呼新世纪的曙光,他们相信战争、饥饿、和苦难将不会在文明的欧洲重现。这种乐观情绪只消14年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恩格斯、霍布森和列宁的警告成为现实,被人们时常提起却难以想象的总体战使两千万人在战争中殒命,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感慨的老欧洲灯火之熄灭竟是长达四年的、噩梦般的慢镜头。

距离威尔逊十四点宣言的提出已经过去45年。45年前,怀揣着理想主义与天真情怀的美国人头一次决定干涉旧大陆的政治,威尔逊热情洋溢地强调民族自决和公平外交的原则,以图为旧大陆带来“公正”的和平。威尔逊主义者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会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随着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边界的稳定得以确保。国际联盟将为国际社会带来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全体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得以干涉一切战争与不义。威尔逊的光环只用了两年时间便黯淡失色,和会上的妥协和美国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事实上宣判了威尔逊主义的死刑。

距离《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的颁布已经过去34年。34年前,两位间战期理想主义政治家提议各国宣布战争本身不再作为合法的国际纠纷解决手段。随着世界主要国家签署《非战公约》,一个能够实现永久之和平的世界几乎近在眼前。在民族国家和超主权的和平之中,人们最终通过国际组织和条约实现了和解。短短五年后,林茨的煽动者堂而皇之地走入德国总理府,短暂的和平又一次被撕得粉碎。

距离雅尔塔会议已经过去17年。17年前,“三巨头”齐聚雅尔塔,为战后的世界格局画下新的蓝图。联合国在国联的尸体上为一个稳定的新国际体系做出承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鲜血中凝结出友谊的大国似乎不仅要推进世界的和平,还要推进世界的进化。如果是民族主义导致了战争,那么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民族的、以宣称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统合国民的大国也许真得能够打破民族国家间战争的循环。

世界被撕碎为两个阵营。在一部分战略家看来,原子武器的出现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却又将世界置于毁灭边缘的永恒恐惧之中。在永久和平的愿望被一次又一次撕碎的1962年,雷蒙·阿隆写出了《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在对民族国家、战略与外交、战争及和平、冷战的国际关系做出精妙而详尽的分析后,这位大思想家又一次基于策略、道德和人类行为学的分析,在冷战阴影中展望寻求普遍和平的可能。

雷蒙·阿隆试图从概念框架上对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概念与理论做出详尽的梳理。作为一个敏锐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雷蒙·阿隆意识到彼时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内在的缺陷。这些理论采用已经“约定俗成”的许多概念,却从未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详尽的分析。举例而言,当人们提及“国家利益”,并宣称“民族国家的外交行为以维护其利益为目标”的时候,人们如何理解“民族国家的利益”,又如何理解“外交行为”?如果一种政治行为有利于一个国家领土面积的增长,却有可能为其内部政治的安定带来威胁,这种政治行为是因为其有利于民族国家本身的安全和生存而能够被视为值得外交争取的利益,还是应当被视为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相违背?

当人们提及国际体系的时候,人们是从什么意义上来分析国际体系?人们轻易地使用“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这样的概念,但这样的国际体系彼此是否只是因为超级强权数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这样的国际体系同17世纪之前的国际体系又存在何等差异?人们喜欢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来理解早期的国际关系,那么雅典和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争斗又同美苏两极体系存在何等差异?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民族国家被视为现代国际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在《想象的共同体》于1983年面世之前,雷蒙·阿隆却已经对国际体系的异质性展开发问。如果民族国家真的存在,那么民族国家之间是否会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共识而授予彼此平等存在的权利和认可?即便在威尔逊主义在东欧获得普遍实践之后,也没有单纯的民族国家出现,那么泛民族主义是一种保证安全与缓冲空间的理性策略,还是有可能将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所混淆的危险倾向?如果民族的边界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完全重合,是否会对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发生冲击,从而结构性地避免战争的爆发?二战之后,通过人口置换和迁移,东欧各国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单一民族的国家,可战争并没有终结,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垒重新酝酿起欧洲战争的阴影。国际体系因此变得更加异质性还是更加同质性?美苏的对抗同16世纪天主教与教世界的对抗是否存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可类比性?驱动美苏对抗的,是对其各自诉称的意识形态的追求,还是传统地缘政治和帝国野心的考量?

一部分概念被用来解释现实,雷蒙·阿隆将它们列举出来,用于衡量历史上既有的国际体系格局、外交策略和战略、战术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概念则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性,雷蒙·阿隆并不会追随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因为纯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会面对外交-战略行为的二律背反:人们可能会否定武力的合法性,但一切合法性行为又不能缺少武力的支撑。如果承认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存在,就难以论证“合法的暴力”。在普世国家不存在的情况下,纯粹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更会导致战略和外交行为的不协调。但雷蒙·阿隆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分析性的现实主义,而非规范性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家认为地缘利益决定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但从麦金德开始,地缘政治学说就是一种人为构造出来的利益框架。掌握心脏地带的国家是否真得能够掌握世界岛?经济的增长、工业的潜力和创新能力是否是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利益?

雷蒙·阿隆并不试图成为国师而指导列强的外交行为。他是探寻民族国家间战争和和平现象决策的分析家。在人们为了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合理性争论不休时,阿隆却首先从最基本的外交行为和战略行为入手进行分析。

他分析了历史上不同的战略和外交目标而带来不同后果的案例,这足以说明一点:如若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主观认知的构造,那么简单地寻求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来指导外交就注定是不全面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在何等程度上较为重要,又在何等程度上可以被放弃?什么时候应当为了战略利益牺牲战术需求,什么时候又应当主动限制外交行为调和战略目标?更进一步的,基于人类的普遍天性,战争是否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需求?如若不是,在何等程度上,人们能够对国家利益和国际体系的认知达成共识或妥协?

阿隆用五百页的皇皇文字分析这些枯燥的概念性框架,正是因为这些概念是彼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忽视的内容。战争与和平的考量中,真正的现实不只是客观的地缘利益,理想也不只是抽象的普遍和平。在人类的社会行为、国际体系的演进构造和对利益的认知中,理想与现实交互,承认其中的复杂性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理解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格局,并进而探讨普遍和平达成的可能。为了这样宏大的命题,雷蒙·阿隆以上半卷的篇幅打下了夯实的理论地基。

在有关战略外交利益和关于冲突与和平的人类行为学讨论之后,雷蒙·阿隆将分析的重点具体放在了写作时具体面对的外交关系中。对于渴望永久和平最终却被冷战的阴影所切分的欧洲人而言,如若不能对当时的两极格局做出全面的解释,便不能称之为一部研究民族国家的外交、战争与和平的著作。

在阿隆看来,美苏两极对峙既包含有传统大国对抗和争霸的因素,也包含有人类外交和战略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情景。由于两国共同具有的普遍性意识形态理念,由于两个阵营共同存在的超民族国家特性,由于意识形态的竞争而不仅仅是军事的竞争成为两极对峙的关键竞争力,由于原子武器为战略对峙和相互摧毁与毁灭的能力带来新的变数,任何只打算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来分析美苏冷战对峙的做法都将只能称得上是雾里看花。无论是采用纯现实主义的理论,认定美苏对峙只不过是欧亚世界岛的陆权国家和掌握大洋通行权的海权国家围绕着大陆边缘地带进行的对抗,还是采用理想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是苏式社会主义和美式资本主义的价值对决,都只不过是片面地看到了这种两极对峙的一个方面。

苏联和美国的对峙,诚然在特定方面可以被认为是帝国阵营的对抗。两国各自划分不同的势力范围,将势力范围视为是自身的保留空间,同时认为另一个阵营的扩张将会给自己的阵营带来威胁和冲突。但另一方面,对抗、拉拢与控制的手段发生了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授予其每一个成员国以独立的否决权地位,这意味着北约必须依赖集体决策,这同传统意义上具有强烈小国对大国依附性质的帝国阵营截然不同。英法这样的次级国家无力在北约组织内部根本性对抗美国的决定,但他们可以拖延或避免对自身不利的决定。只要维系北约的战略利益仍然更高,美国就不得不等待或促成其“小兄弟”们达成一致。而对于苏联阵营来说,其意识形态诉说强调了一种主义、一种理念和一种社会形态对另外的主义、理念与社会形态不可避免地替代。如果他们所走的道路注定走向胜利,那么爆发全面战争就违背了他们的战略利益:人们不需要为注定能够得到的胜利而大打出手。

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说教确实限制了美苏两国的外交空间。在去殖民化问题上,美国被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它自身的意识形态教条和理想主义主张使得他必须支持去殖民化和解体旧欧洲帝国,但它在欧洲的殖民主义盟友却限制了美国如是行动的空间。当1956年英国和法国决定在苏伊士冒险的时候,欧洲大国的殖民遗产开始显现出尴尬之处:在越南的战斗中,是法国的执意干涉使得胡志明彻底站在了苏联阵营一方。而在苏伊士的危机中,美国宁可抛弃自己的北约盟友,也不愿意承担同苏联全面对抗的风险。阿隆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承认美国在苏伊士危机的立场并非有意拆解其盟友的帝国后,又转而指出传统帝国阵营争霸下这种混杂了理想主义色彩外交的自相矛盾之处:道义只有在被帝国视为其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发挥作用。

阿隆认为冷战格局本质上塑造了一个异质性国际体系,但这一异质性国际体系却存在基本的默契与共识。由于意识形态和道德竞争的约束,两极竞争格局下竟仍能容许并非非此即彼的阵营选择。当然,必须承认美国和苏联阵营在阵营内部的绝对势力范围中都强调一种非此即彼的策略:美国几乎不会容忍在拉丁美洲存在所谓的“中立势力”,而苏联也不可能容忍东欧的卫星国走向即便奥地利或芬兰模式的中立。然而,在两国未确定势力范围的广阔领域中,美苏两国都不会采用极端方式扩张势力范围。经济援助、政治支持等策略性行为都可以成为权宜之计。直接的入侵行为在联合国体系下被认定为非法,而两个巨人的目标不仅是扩充己方的势力范围,还要证明己方所持有的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属于历史选择和正确方向。于是小国得以利用自身的中立地位为从美苏索取援助与支持,所谓的“不结盟阵营”和“中立阵营”也因之存在了灵活行动的空间。虽然势力范围、安全平衡和对国际法的践踏在两极对峙中屡见不鲜,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垒却在包含虚伪和天真的同时为彼时的国际体系增添了几分和缓与和平的希望——即便这种希望可能来自于错误的自信:两个阵营都相信他们的最终胜利不需要依靠武力,而可以依靠价值与历史规律来战胜对方。

雷蒙·阿隆从理论上界定了国际关系与外交战略的种种要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国家的利益与战争行为的动力,又从历史的视角评估两极对峙的体系。不过,在两极对峙的阴影下,是否可能为民族国家间的永久和平探索新的出路?

这对阿隆和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是一个努力过无数次却也失败过无数次的话题,和平本身是否具有着进步的意义都备受争议。在欧洲的历史上,所有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都是整个欧洲笼罩在一个霸权帝国阴影下的时期,从最早的西班牙治世到后来的不列颠治世,世界的和平事实上是霸权国主导国际秩序的缩写。在20世纪以前,唯一一个以国际体系求和平的实践是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实现了数十年相对的和平,而摧毁这个体系的洪水并不是国家间的争夺,而是国家内部的不安。维也纳体系以一种普世的反动-保守主义正统秩序来构筑君主国间的团结,和平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而意味着三位保守的君主共同欧洲大陆上所有的革命火种。

1935年英国大选之前,罗伯特·塞西尔曾经在英国展开一场全民民意调查,事实证明有一千多万英国人主张通过国际联盟来实践集体安全,可是集体安全的理想也最终失败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曾经结成所谓的“斯特雷萨阵线”来对抗希特勒德国的扩张,而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的冒险终结了友谊。英法未能制止意大利的扩张,又因为软弱的制裁将意大利推到了德国一方。阿比西尼亚战争描绘了以集体安全的方式实现永久和平的两难困境:如果英法能够强硬地制裁意大利,是会导致墨索里尼的政权更加极端化,还是迫使其行使和平决议?如果英法选择牺牲“道义”而寻求意大利的合作,是会鼓励意大利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还是能够拉拢意大利对抗德国这个相对更重要的欧洲安全威胁?如果集体安全的和平意味着要用“正义”的战争来对抗“不正义”的战争,那么美国和苏联的两极对峙事实上也都宣称自身的正义性,但人们总不会承认北约和华约是两个为世界和平作出卓越贡献的组织。

核武器的存在诚然永久性改变了国际政治参与各方的理性估量,但核武器本身是否可以通过威慑实现永久的和平?由于和平本身具有的规范性性质,阿隆不得不首先探讨在在一个非法治的世界中,行为的道德性如何加以论证。理想主义的道德原则在国际政治中固然无法被落实,甚至可能因为同现实的差异而酿造新的灾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非但未能给民族监狱崩塌后的东欧带来和平,反而制造了新的民族主义仇杀。但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同样是一种镜中幻梦,如果德国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包含了对于民族主义的幻想和道德预设,而美国的强权政治现实主义事实上是一种外交理想主义对权力政治的策略妥协,那么纯粹的“现实主义”或许只能在另一种理想国中才得以被发现。

阿隆强调了只有通过一种“明智道德”,亦即兼顾现实主义估量的道德原则才能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寻得妥协。这似乎成为阿隆寻求永久和平可能的悲观基调:事实上并没有保证永久和平的机制,只有一次又一次谨慎地评估和妥协策略才让和平得以苟延残喘。虽然和平主义者和核威慑的理论家们常常强调核武器毁灭世界的恐怖平衡,阿隆却三番五次地强调核武器的存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战略、外交、道德与理性的概念。任何恐怖平衡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人们只能期待博弈对方是理性的参与者——这就和人类在过去数年前历史中所必须期待的东西如出一辙。

一系列的困难将铺开于在两极格局中寻求永久和平的道路上。两大国的敌意究竟来自于持有可以摧毁世界的武器,还是来自于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基于前者,究竟应当寻求武装以维持恐怖平衡,还是应当寻求裁军以消除两个阵营之间的敌意?无数的分支问题会沿着寻求战略措施的逻辑链延伸:如果人们已经无法通过战争而避免一个文明被毁灭,那么核战略本身是否是值得的?如若文明注定存在被毁灭的威胁,妥协是否相比升级永远是更好的选择?阿隆所处的西方世界应当如何调整他们的冷战战略?他们是应当通过征服还是通过存活策略来寻求和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大阵营力量的消长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战略?

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开放的,至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阿隆在第一、第二部分所探究的那些理论和事实性问题的结论,亦或者是上升到对于人类好战本性是否存在的探讨。不过既然两极格局下的战略和核武平衡中的选择都同过往的外交和战略决策方向缺乏本质区别,冷战时期寻求和平的努力就还要回到那个古老的话题上:如果战略平衡威慑本身是不足恃的,人们相信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永久的和平:通过国际法,亦或通过霸权/帝国。

国际法和平与霸权和平都不是永久的和平:国际法本身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威慑力,而霸权则总是会面临挑战和转移。战争总会在这样那样的节点爆发,撕碎一切对于普遍和平的畅想。不过阿隆仍然从国际秩序和法律的概念与定义入手,以探讨通过法律求得和平的可能:同质体系、国家间不再相互猜忌、遵守相同的法律和道德概念、缓和经济-人口冲突——这如同一个接近全球联盟甚至全球帝国的概念。“帝国”能够成为寻求永久和平的可能吗?阿隆所说的“帝国”并不一定要理解为帝制国家或霸权国家,而可以更推而广之地采用欧洲的“普世帝国”概念加以理解。一个包括万象、囊括全体人类的帝国,是建立永久和平的唯一基础吗?如若这是唯一的方案,从民族国家过渡到帝国又是否有可行的道路?欧共体显然是阿蒙时期最容易想到的一种可能,但即便出于对主权的宽泛定义,也很难认为欧共体成功实现了主权向“帝国”的让渡。一种世界联邦又是否可能?即便阿隆为之寻求了理论上的依据,在两极对峙的当下却依然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的笔调是客观分析的现实主义,因而读者不能指望从中得到清晰的结论和毫无拖泥带水的判断。但是,并不是只有预言和确定无疑的结论是有价值的:在冷战时期对种种外交理论和国际政治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思考,即便在今日都仍是有价值的。

阿隆认为两极格局和恐怖平衡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并为西方阵营的生存而担忧。但历史从不是理性分析的直接结果,而当西方阵营获得全面的胜利后,正如阿隆所担忧的一样,和平并没有降临在铁幕撤去的世界。存在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单边外交政策最终酿造了新的战争,霸权之下也从来未有真正的和平。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战争与和平的旋律依然未改。人们仍然有时间继续阿隆的思考:如何理解当代之战略外交,如何寻求世界之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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